亚洲最佳网投-手机网投平台-亚洲最佳网投手机版

透过改正宏观调节适应新常态

来源:http://www.tshirtsuppLierprinting.com 作者:关于历史 人气:94 发布时间:2019-11-18
摘要: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6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6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发表了题为“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的主题演讲。汪同三通过对比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应对的得失,提出在当前经济运行已经进入新常态的阶段,宏观调控手段必须加以创新,通过政策的协同实施同时达成多目标。

图片 1

图片 2

汪同三简介

图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

汪同三博士,男,1948年7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宏观经济理论、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经济模型与经济分析与预测、产业政策研究等领域。 1978-1982,首都师范大学,数学学士; 1982-1985,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硕士; 1985-1986,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海外投资部,项目经理; 1987-1990,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 1986-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其中于1989年、1992年分别两次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5年被任命为副所长,1998年被任命为所长。2006年被推举为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学部委员。

汪同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研究员、博导,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1990年,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1年被社科院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6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要成员; 1997年获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0年成为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1995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工作,先后任该所经济模型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所长助理、副所长、所长。2006年当选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主 要 学 术 成 果

长期从事经济模型理论、方法论及其在经济预测和政策分析方面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参与和美国学者的模型研制合作项目,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在此模型的基础上,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承担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对现实经济问题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

论文、专著: 1.《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系列报告1991年——2006年,第一执笔人,每篇约8000-10000字,社科文献出版社 2.《积极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人民日报》2007年4月25日 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人民日报》2008年4月7日 4.《在着力保增长中提高科学发展水平》,《人民日报》2009年1月7日 5.《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6日 6.《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对资本积累及投资结构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1月 7.《我国经济社会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0.8万字 8.《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6.3 9.《控制投资过快增长 大力加强薄弱环节》,1万字 10.《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5年3月 11.《从宏观视角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人民日报》2010年10月19日 12.《从变化的形势中捕捉机遇,在有效的应对中化解挑战——继续抓住并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经济日报》2011年1月10日 13.《把科学发展的主题贯穿<十二五>发展始终》,《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5月16日 14.《正确处理速度、结构、特价的关系》,《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0月14日 15.《认清经济形势 把握调控重点》,《人民日报》理论版,2011年12月26日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56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原所长汪同三发表了题为“从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得到的经验教训”的主题演讲。汪同三通过对比中国政府在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应对的得失,提出在当前经济运行已经进入新常态的阶段,宏观调控手段必须加以创新,通过政策的协同实施同时达成多目标。

学 术 自 传

97年汇率不贬值政策与通货紧缩

汪同三获经济学硕士学位后,于1986年到培育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当时,数量经济学在中国属于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迎头赶上之际,那一代数量经济学工作者,尤其是科班出身的他,有良好的机会参与国际/国内前沿的科研工作。例如,198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主持的世界模型联接项目(Project LINK)与该所合作,尝试首次建立“中、美、日三国联接模型”,汪同三作为中国模型设计的主要研究人员,和同事一起钻研攻关,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并与世界模型联接成功。 1987年,数技经所投标承担了国家科委软科学重点项目“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研究”,研究采用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在借鉴国外成果的同时,勇于创新,首次在国内采用了大道模型理论,成功地设计出中国的大道模型体系。汪同三是该模型的主要设计、研究和分析者之一。在世界经济计量学会1989年远东会议上,汪同三关于中国大道模型的论文受到大会重视,他本人也被指定为小组会议主席。同时,该项目出版的系列专著于1989年获社会科学院科技成果一等奖、孙冶方经济学奖,于1990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还是在1987年,汪同三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系继续深造,师从中国最早的数量经济学家乌家培研究员,并于1990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了我国第一批自己培养的数量经济学博士之一。汪同三撰写的博士论文《宏观经济模型论述》,在总结分析国外各种宏观经济模型的优缺点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改革状况,提出了社会主义宏观模型应具备的要素以及与西方模型的异同。论文被评为社科院研究生院优秀博士论文。依此出版的专著获社科院第二届优秀成果特别提名奖。好的作品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历久弥新的,该专著在2007年再版后,依旧获得了广泛好评。 1991年,数技经所承担了总理基金项目“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汪同三领导、组织和参加中国宏观经济模型的研制,负责经济形势分析,组织预测指标的计算,并担任预测报告的主要执笔人。该项目在经济理论和模型技术上都有创新,课题组对中国经济形势运行做出了准确的把握和预测,这为中央宏观经济决策提供了科学的参考依据,填补了我国在国际经济学界的一项空白。该课题的预测结果多次与实际数据仅有微小的差距,在我国同类预测中独占鳌头而广受赞誉。目前该课题组每年两次的经济预测成果,及其出版的系列《经济蓝皮书》多次被评为“全国十佳经济读物奖”,“全国优秀畅销书”等,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因为研究成果卓著,汪同三两次获得破格晋升,1989年被破格晋升为副研究员,1992年被破格晋升为研究员,并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他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6年获得中国人事部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宏观经济模型和经济计量分析的经验,增进了汪同三对经济理论和现实世界的理解,他撰写了大量文章对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等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建议。自2003年起,他一直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报告的起草工作,自2005年起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用自己的知识报效中国,为社会主义伟大建设尽绵薄之力。 经过近三十年的科研工作,汪同三发表和出版了数百万字的科研成果,涉及领域包括:数量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宏观经济模型、经济预测、收入分配、宏观调控、政策分析,等等。从中选出代表性的学术思想和成就并非易事,难免挂一漏万,下面选取关于数量经济学理论和研究、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主要观点和主张做一简要介绍。 总结和发展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模型理论,根据中国的改革历程,主张在转型社会主义模型中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的作用 通过对比和分析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特点,扬弃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更准确地再现生产过程的技术条件与反映社会制度和人们行为的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客观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表现,并且及时地反映出经济改革所导致的经济机制的变化,是转型期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模型的必然要求。由于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计划色彩必然存在,另外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短缺或者不平衡是常态,使得社会主义国家模型必须走出早先的单纯供给导向的“迷谷”,同时又不能是单纯需求导向的。 早先的社会主义模型反映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影响不明显。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财政金融货币价格等方面的宏观调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模型中也必须加强相关内容。在改革初期,存在金融调控政策软弱和财政调控政策应用不足的问题,随着改革深化,金融市场机制和金融体系必然进一步完善和健全,财政政策的自主性更强,政策不当产生反作用的情况减少,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独立性增强,各司其职。中国宏观模型必须适应具体国情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遵循经济理论-数理分析-经济计量分析的科学程式,加强模型方法与经验判断的有机结合,在模型中充分反映财政和金融政策调控宏观经济的方式。通过政策分析和政策模拟,使中国宏观经济模型与中国财政金融体制的完善形成互动。 以汪同三为主要参与人员建立的中国宏观经济模型,既与早先的计划经济模型不同,例如价格从原先的外生变为部分内生,除了某些特殊商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仍为外生的,总的价格水平和部门价格水平都成为了经济运行的结果;也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型有根本区别,主要表现在模型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经济决策机制、分配制度都不相同。这要求在理论基础、建模思路和方法上都有所突破。该模型成功参与了中美日三国模型的连接,至今还在经济分析、预测和政策模拟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实践中不断加强预测工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提出衡量判断我国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以及预测中必须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 在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是否“过热”或者“过冷”的争论。分析判断经济形势要以经济发展规律为依据。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经济发展规律的作用不尽相同,但不论什么经济系统都存在一个共同的规律——经济波动规律。在制度相对稳定和具备结构自行调整机制的一般条件下,判断经济形势的主要指标有总体性指标、总供给与总需求之差、投资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率、物价、“瓶颈”部门的制约程度、存贷款比例、货币发行量、净出口、库存变化、非经济指标。经济处于高峰并不必然意味着经济“过热”,经济总量指标增长很快只是经济过热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由于目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正处于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过渡之中,市场机制尚未发挥充分作用、经济结构也不尽合理,这就使得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变得更加复杂。 在指标之间的表现方向相反时,不能简单地根据个别指标说经济是否过热,而应具体分析经济的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总量的问题要用总量的方法解决,结构的问题要施以结构的对策,归根到底,坚持不懈地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才是防止经济过热的根本措施。 在总结了多年的预测经验后,汪同三认为要进一步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必须着力消除模型本身的趋势外推惯性影响以及预测者的思维惯性影响。结合国内外形势,对模型不断进行修正,尤其要加强对经济发展转折点的预测。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起伏变化较大,尽管从1992年以来,相邻两年的变化有所减小,但高增长年与低增长年的差别还是相当大,例如1992年与1999年就相差了1倍,达7个百分点之多。这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里几乎是没有的。这说明了中国在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过程中,还有很多路要走,同时也表明,对经济发展的预测仍然有很大的难度,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出现转折点的时候。 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是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 主要觀點當前,我國經濟生活中存在的投資率偏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等結構性問題,都直接或間接地與收入分配中存在的問題有關,或者說這些經濟結構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問題的反映。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因此,不斷提高居民收入,並根據形勢變化調整收入分配政策導向,是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的一個重要著力點。因此,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导向,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隨著我國宏觀經濟總量的增長,一些經濟結構方面的問題也逐步突出起來。在宏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投資率偏高。在宏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投资率偏高。投資率偏高是長期困擾我們的問題。投资率偏高是长期困扰我国的问题。改革開放以來,為了加快經濟發展,我們主動保持了較高的投資率。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我国主动保持了较高的投资率。在制定“八五”計劃時,提出了30%的投資率指標,並以此投資率來綜合平衡宏觀經濟增長計劃。實現較高投資率是后發展國家趕超先進國家的重要優勢,世界上不乏通過一定時期的高投資使本國經濟迅速增長的例子,但其投資率都沒有達到過我國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樣高的程度和這樣長的持續時間。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投资和消费是国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长的一对矛盾,长期过高的投资率意味着长期偏低的消费率。消費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礙。消费率低是即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障碍。從長遠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不利於宏觀經濟的持續穩定快速增長。从长远看,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失当,会造成长期国内有效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再加上投資結構不合理,還會引起其他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长期的投资率偏高,再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还会引起其他结构性问题的产生和恶化。投資率長期偏高又導致了另一個結構性問題:三次產業結構中第三產業增長滯后。投资率长期偏高又导致了另一个结构性问题: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增长滞后。投資增長過猛是造成經濟過熱時期三次產業結構失衡的重要因素。投资增长过猛是造成经济过热时期三次产业结构失衡的重要因素。而長期的投資率偏高以及投資結構不合理,則是導致三次產業結構不平衡加劇的基本原因之一。而长期的投资率偏高以及投资结构不合理,则是导致三次产业结构不平衡加剧的基本原因之一。投资增长过快不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在微觀層次上,收入分配問題造成的經濟結構不合理表現為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在微观层次上,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经济结构不合理表现为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我國居民收入增長速度明顯低於經濟增長速度。我国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经济增长速度。无论城乡居民分别计算还是总体计算,居民收入增长都明显低于经济增长,而且二者的差距呈扩大趋势。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差距拉大。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特別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的問題如果得不到及時解決,將造成較嚴重的經濟結構問題和社會問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特别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解决,将造成较严重的经济结构问题和社会问题。上述三个结构性问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有关,或者说这些经济结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分配问题的反映。 改革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国人收入水平,是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而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政策的根本宗旨,也是在宏观调控中保持适当投资率、注意提高消费率的关键。增加居民收入,首先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劳动在初次分配中取得报酬的份额的多少,不是简单地由社会中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决定的。这需要政府从制度上保护劳动者作为弱势一方的基本利益,在劳方与资方决定报酬水平的博弈中更多地支持劳动者这一弱势方。随着国力水平的提高,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都应注重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其次,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广大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这要求居民日常收入水平能够超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的水平,逐步积累财产,还要求在全面提高所有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积极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注重公平。政府要保证有一个健康的规范的市场环境,才能使广大群众由合法手段和渠道取得合法的财产,取得合法的财产性收入。 利用历史归纳方法,强调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并总结了中国1990年以来的三次经济增速下降时宏观调控的特点和经验 深入认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需要分析市场经济与政府干预的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些领域存在市场失灵,必须通过政府干预来纠正。政府干预是在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的。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承担的职能远比发达国家政府更为广泛而复杂,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其目标是多重的,而且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得更加丰富。 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效果,需要分析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政府干预的内涵。从政府干预的三方面的内容——微观规制、宏观调控、制度建设——的内涵可以看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至少有两个特点:第一,虽然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注意与长期问题的解决有机结合起来,但宏观调控的重点主要是解决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调节总供需之间的不平衡。第二,虽然宏观调控效果是否明显依赖于经济社会制度框架,但宏观调控不能解决经济社会制度性问题。因此,在分析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时,不能把宏观调控的范围泛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先后出现了三次经济增速下降。1990~1991年“硬着陆”之后增速下降,中央采取了扩大投资的对策,通过人民银行注入资金的方式来启动市场。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所采用的措施主要是行政手段。1998~1999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以及国内结构性问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经济增速下滑,并出现了通货紧缩。中央及时进行宏观调控,从1998年起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努力扩大内需,保持宏观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这次调控的主要特点是以财政政策为主,国债投资的方向主要是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使正在抑制经济过热、减缓增长速度的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降过快的问题。中央强调要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这次调控的特点在于,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宏观调控手段,以经济手段为主。由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宏观调控方面经历了特点各异的多次磨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宏观调控的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前,宏观调控思路清晰、决策正确,国家对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见事早、动手快,宏观调控的科学性、预见性、灵活性在不断增强。此轮调控,应把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当前宏观调控的重点,抓住机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提出扩大内需,政府切莫孤军作战 扩张性财政政策对于扩大内需、启动宏观经济的作用,一方面可以取得积极效果,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尽如人意。扩大投资需求,仅靠政府的投资拉动是不够的。国家财政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虽然较大幅度地增加了国有投资,然而对于带动社会投资增加的作用却不十分明显。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只能是一种暂时性的措施,增发国债的力度、扩大财政赤字的幅度均不宜连年维持下去。除非由于国内外重大因素影响,才可能延长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政策选择。非国有投资不旺的根本原因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资金问题,而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动问题,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进一步用好用活国家财政投资,避免政府孤军作战,更好地带动社会投资的全面启动。 从长期来看,只有启动消费需求才能真正最终启动内需,实现国民经济的正常增长。从扩大内需的实践经验来看,仅仅依靠扩大投资需求还不足以有效拉动宏观经济增长,而必须实行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双向启动。造成非国有投资增长停滞的原因同样主要是由于最终消费需求不足。 消费不振的核心问题是收入分配不合理。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表现为一些不合理的差距有所扩大,例如不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另一方面又表现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应该合理拉开的收入差距没有拉开。例如,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对企业家的激励机制,等等。 因此汪同三呼吁,扩大内需,需要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投资消费双向启动,加强启动消费力度。对已出台和正在研究制定一些有利于扩大消费需求的政策措施,应该继续认真研究这些政策措施的效果,及时总结经验。扩大消费需求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发展各类教育事业,积极鼓励民间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全面落实财政政策,有效用好财政资源;稳妥落实各项改革措施,稳定居民未来预期。

汪同三从亚洲金融危机谈起。

汪同三

他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危机开始,到2007年、2008年发生的美国次贷危机,再到2010年以后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这三次国际经济危机对世界经济都有很大冲击,对中国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对这三次危机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不同的措施产生了不同的效果,在国际上的反响也有所区别。可以从这三次应对危机的经历来分析为什么中国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要进行创新。

二○一一年十月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主要采取了人民币(6.2012, -0.0013, -0.02%)不贬值的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各个国家均寻求方法减少经济损失,普遍的作法是主动以各种方式使自己国家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增加出口,提高对生产能力的利用,减少损失。

照 片

中国当时采取的政策是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不贬值措施对内提振了信心,表明中国不怕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自己立得住。该政策的执行,不仅使中国内地经济,而且使香港经济能够比较有效地应对冲击,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出阴影,得到恢复,它的积极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该政策的执行,也使得中国遭受了一些损失。中国出现了出现通货紧缩。

图片 3

改革开放30多年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表明,中国价格方面需要面对的主要问题是通货膨胀,有时通货膨胀还非常严重。但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及2000年前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居然达到了零或者零以下,出现了通货紧缩。

汪同三

从经济学上来讲,一般情况下,轻微通货膨胀要好过通货紧缩。仅从短期来看,通货紧缩能给消费者带来好处,消费品更便宜,可以多买一些东西,提高自己的消费质量。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货紧缩不利于经济发展。因为如果想要以后比现在生活得更好,就需要拥有比现在更多的收入,这就意味着要有更多的产出,要有更大的生产规模或者生产效益。想达到这一效果,现在就要投资,同时限制消费。由于中国采取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1998年以后一直到2002年,都处于通货紧缩状态。

图片 4

这样,当时中国的经济走势和世界经济走势发生了背离。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到1998年,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趋势是一样的,都是在向下走。但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1999年开始上升,1998年是2.5%,1999年提高到3.1%。中国经济1998年是7.8%,1999年继续下降到7.1%。2000年世界经济恢复到4.7%的增长率,高于1997年危机爆发之前4.2%的增长率,中国经济只恢复到了8%,仍然低于危机爆发时候的水平。这是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过程中采取人民币不贬值政策带来的一个结果。

汪同三图片 5

4万亿计划与通货膨胀

汪同三

汪同三随后说到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美国次贷危机部分。

相 关 媒 体 链 接

他说,美国次贷危机过去不太久,大家都知道,我们应对美国次贷危机采取的对策简单来讲就是4万亿刺激计划。采取4万亿刺激计划是必要的,而且也产生了非常积极重要的成果。中国社科院用反事实的模型方法,得出4万亿的投资计划对2009年的G D P的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对2010年G D P的增长贡献0.7个百分点的结论。如果没有这1个百分点,当时的经济增长就会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这一点是首先要肯定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样一个在特殊时期采取的特殊措施,必然会在其它方面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

1.汪同三:慈眉善目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2.汪同三:中国根本问题是收入分配 3.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同三谈金融危机下经济复苏 4.汪同三:从宏观角度认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5.中国社会科学院汪同三谈当前经济形势

第一,通货膨胀问题。

责任编辑:方鸿琴

4万亿刺激计划为什么会导致通货膨胀?汪同三说,从银行贷款增加情况看,2009年实行4万亿计划时,只有1.18万亿是政府从财政里面拿出来的真金白银,剩下的两到三万亿需要从各个方面去融资,包括银行的贷款等等。2008年当年,银行新增贷款同比增长15%;开始执行4万亿刺激计划的时候,2009年,新增贷款增加量激增32%;2010年的时候,再次增加约20%。贷款的增加,使得资金流动性大大增加,形成了出现通货膨胀的流动性基础。相比流动性的增加,通货膨胀存在滞后性,于是在2011年,年度通货膨胀率开始上涨到5.4%,进入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第二,产业结构出现逆向变动。

从十六大一直到十八大,每一次开会都在强调要调整产业结构。最重要的产业结构就是三次产业结构。理想状态是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相应的工业占G D P的比重开始下降。在执行4万亿刺激计划的过程中,2009年、2010年,产业结构出现了逆向变动。2009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重是46.2%,2010年上升到46.7%;而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 D P的比重由2009年的43.4%,下降到2010年的43.2%。

此外,还有产能过剩、政府型债务的问题。

产能过剩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而且这两个问题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在4万亿刺激计划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4亿万刺激计划的执行使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更加困难,在某种程度上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应对新危机要兼顾当前和长远

汪同三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中,中国采取了与以往两次危机不同的政策措施。李克强总理在2013达沃斯夏季论坛上发表演讲时就表示,要兼顾当前和长远,稳定宏观经济政策,坚定不移地推动改革开放,着力激发市场活力,着眼转型升级,调整优化结构。在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时,中国更加关注如何保持自己的经济增长速度,即如何保持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现在李克强讲要兼顾当前和长远。

汪同三说,经济下行时,用短期刺激政策把经济增速提高,不失为一种办法。但是权衡利弊,这无助于解决深层次问题,因而要选择既利于当前、更惠于长远的策略。具体来说,财政政策是坚持不扩大赤字,而是调整支出结构,压缩行政开支,加快支出进度,对小微企业实行税收优惠。货币政策是保持定力,即使货币市场出现短期波动,也沉着应对,既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管理好流动性,重点通过盘活存量、用好增量、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李克强在2013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要兼顾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个方面,不仅仅像以前那样只强调稳增长。他在会议上讲,要根据经济发展潜力和当前实际,科学确定经济运行的合理区间,守住稳增长、促就业的“下限”,把握好防通胀的“上线”。李克强还讲,只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宏观经济政策就要保持基本稳定,主线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着力调整经济结构、推动改革创新,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汪同三说,十八大提出要加快宏观调控目标和政策手段的机制化建设。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对宏观调控做出新的表述,健全宏观调控体系的表述比十八大讲的加快宏观调控机制化的建设范围更大。在三中全会的《决定》里提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有四条:第一,保持经济总量平衡,这是宏观调控必有的内容。第二,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布局优化。第三,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第四,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宏观调控的内容以及要做的工作有如下五点:

第一,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换言之,短期的调控措施要和中长期的总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相符合。第二,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机制化。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要求不仅仅要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主要手段,而且还要推进宏观调控目标制定和政策手段运用的机制化。要有一个原则、一个框架来管理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能随意发挥。第三,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等政策手段协调配合。三中全会也在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和其它的政策相协调配合,需要根据过去的实践经验,结合理论的分析,研究在理论上如何描述、具体如何做。第四,相机抉择,增加宏观调控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需要注意在经济政策上、宏观政策上、宏观调控上,如何达到协同。第五,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完善。也就是说,宏观调控不仅仅是中国的事情,也应该是对外开放的,要去参与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要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完善。

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此做出最新的表述,提出要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汪同三说,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思路指怎么认识、怎么想、怎么分析宏观调控。三中全会讲的宏观调控的内容还有任务目标,是对思路创新的考虑。现在要求还要对宏观调控的方式进行创新,协同就是对宏观调控方式的创新。

2012年十八大,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这三年中三个文件对宏观调控的表述发生了一个演化过程,这个演化说明了问题的重要性,说明宏观调控也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创新。要形成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我们还需要积累更多的经验。

如何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

为什么加强宏观调控,为什么对宏观调控要创新?

汪同三认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现在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不牢固,经济增长的内升动力尚待增强。李克强在会见外宾的时候讲到,中国经济有稳定发展的基础,结构有明显的改善,但是还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现在宏观经济一个大的问题是经济下行压力的问题。

工业增加值反映实体经济增长的情况,2013年工业增加值实际增长9.7%,比2012年降低0.3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是19 .6%,这个数字比2012年的投资增长下降了1个百分点。制造业投资反映实体经济状况,制造业投资2013年增长18.5%,这个数字比2012年下降了2.8个百分点,创2000年以来最低。2013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9%,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2.6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比2012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2013年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实际增长11.5%,比2012年的数据下降了0.6个百分点。同样,财政收入2013年增长10.1%,这个数字比2012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低2个多百分点。今年一季度的数字,投资、消费、工业生产还有经济增长,同比增速和去年相比都在下降。

三大需求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同样不乐观,2013年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为50%,比2012年下降了5个百分点,进出口的贡献率继续下降到负的4.4%。资本形成的贡献上升到54.4%,比上一年提高了7.3个百分点。C PI近年一直保持2%、3%上涨速度,但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已经连续20多个月呈负增长,C PI和P P I之间出现了一个剪刀差。C P I和PPI的背离显示出实体经济增长的困难,暗含产能过剩的问题。

汪同三说,之所以当前存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从短期来看有三个影响因素:外部环境存在诸多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长速度的较大幅度降低,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较大,克服这些影响的冲击需要一定的调整时间;在特殊时期针对特殊问题的政策措施的特殊性,不可避免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其他方面产生影响,一定时期内消化这些影响也会带来经济下行压力。

长期因素则主要有四个:

第一,不能再单纯追求高速度,必须要转变发展方式,统筹经济增速、结构调整、提高质量效益多目标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在经济总量是世界第二。但是各方面均累积和沉淀下矛盾和问题,不能再单纯地追求高速度,必须实现一个多目标的发展。小康社会、中国梦,就是对这个多目标的概括。由于经济发展是实现多目标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所以多目标发展经济增长就要减速。第二,人口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劳动力供给相对宽裕的局面不复存在,劳动力成本刚性上升。第三,劳动力和资本投入增长率减缓,资本形成率以及全要素增长率有所趋降。结构调整要加强第三产业服务业,现在中国服务业尤其是生活性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低于第二产业的,所以这样一种结构的调整也会带来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第四,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也就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考虑生态、资源和环境因素。

此外,从长期因素来看,特别是美国次贷危机以后,很多发达国家意识到存在服务业过度发展、产业空心化等结构性问题,试图实现再工业化,加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得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国际经济环境日益严峻,也对我国经济形成较长期的下行影响。

从长期因素来看,现阶段出现经济下行具有客观性和必然性,不能够也不应该去阻止,因此必须要积极面对经济增长速度换档降速的现实,把握这样一个机会,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步伐。在应对短期或者说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日常工作中,则要有所作为,克服困难,顺时而动,设法把下行压力转变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

汪同三说,近年来多位领导谈到要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基本面没有改变,必须适应新常态,要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确保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

创新宏观调控思路和方式的意义有以下几条:

第一,明确调控区间的数量界限,极大加强调控政策措施的科学性、合理性、透明性、可预期性和可操作性,特别是可预期性。第二,明确把保障就业放到更加重要更加优化的位置,只要就业水平有保障,增长的下限和物价的上限可以有一定弹性。第三,短期宏观调控要围绕长期目标实施。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中时,宏观调控更多考虑的是长期目标实现的问题。第四,保持定力,沉着应对,针对具体问题出台综合施策,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精准发力,有效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最大化。第五,在宏观调控中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更坚定地把应该由市场解决和能够由市场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

问与答

问:您对微刺激是如何理解的?

汪同三:要兼顾宏观、微观,所谓微刺激或者定向什么,具体是不是微观或者某种程度的微观还不好说,只能说是非宏观。除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典型的宏观政策之外,你采取的其它的一些政策都带有非宏观性质,或多或少是某种形式的微观。之所以要去考虑兼顾宏观微观更加注重微观,是因为微观经济学讲的是效益,我们在宏观问题里面则很难去研究效益问题。所谓效益一定是要有边界的,要搞规划,你首先得有目标函数,有边界条件,而在宏观里面怎么去讲效益?我们现在在探索,这种探索的目的是如何降低政策成本,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

问:现在经济下行的常态之中,您认为政府具体会如何精准发力实现促就业或者是保就业的目标?

汪同三:这个问题太大了,如果说要想很全面地、很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其实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已有理论的基础上,勇于在实践中去探索,逐步把这个问题搞明白一点,但是没有最后的答案。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比如我讲的,宏观调控现在的核心是就业了,这是往前走了一步。

问:然而现在搞的微刺激政策虽然可能会降低政策的成本,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有违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这种观念,您怎么看这两个矛盾?您觉得微刺激会不会是未来的一种常态?

汪同三:发挥好市场在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这是标准的答案。具体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会出现。针对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没准以后会把这两句话讲得更准确一些。第二个问题,会长期去做的,但不会是唯一的,不会完全排除其它的政策措施。比如说一旦我们的经济运行超出合理区间,增长速度低于7.5%,或者C PI高于3 .5%,这个时候恐怕只有微刺激是不行的。之所以现在搞微刺激是因为还在合理区间。

问:在您看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有没有发生过经济危机?

汪同三:首先要看经济危机如何去定义,如果经济危机定义成经济增长速度的急剧下降,那么中国改革开放到现在还没有过。但是如果把5个百分点的经济速度下降定义为危机,那么我们有过一次。

问:为什么要保增长和促就业呢,这几年的失业率不高,为什么还要提到这个事情?

汪同三:我们现在经济效益不够高,还要靠一定的增长速度才能够保证适当的财政收入。另外,就业虽然和经济增长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线性关系,但是毕竟是经济增长是就业的必要因素。就业是一个最核心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体现人是最主要的。现在讲以人为本,大家都要过好日子,你要想过好日子的话你就得有收入。就业也是这个道理,现在就业率是这个水平,就不能让它明显低于这个水平。CPI也是这样,原来CPI就是5%以下,所以现在把上限定在3.5%。

问:您对下半年经济走势有什么预测?

汪同三:下半年我们现在想的是不要使它恶化下去。今年第一季度和去年第一季度一比下了一块,现在让它能够不再继续恶化就很不错了。想让今年G D P增长速度一下子提高到8%恐怕是不可能的。我们各个方面都能保持比较适合的水平,维持住7.5%就是很好了。以前定了一个计划目标是看超多少,现在定的目标确确实实是需要努力才有可能实现,搞不好的话还真实现不了。

本文由亚洲最佳网投发布于关于历史,转载请注明出处:透过改正宏观调节适应新常态

关键词:

最火资讯